中国古代不乏国之重宝的器物。

其中，秦始皇玉玺算是个奇葩，成为历代皇帝及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神物，也是王朝更替、江山易帜的象征。

这也导致它身价高涨，身世坎坷，受到历代疯狂追捧、争夺，直至民国时期。

一路伴随它的，是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大军征伐。

甚至一些人模拟私制，使得赝品层出不穷。

出现这种现象，既有时代背景的客观条件，也有人为地推波助澜因素。

和氏之玉及秦始皇“传国玺”的面世

印信，起源于古代铸造青铜器时在上面铸印图案和徽记所用的“印模”。

“印者，信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印信逐渐成为身份凭信和权力象征，在政治、商贸领域被大量应用。

先秦时期，印信的材质有泥土、木、青铜、玉、金、银、铜、犀、象等。

它们的称呼及写法也因材料而异。例如以泥土为材的为“”，金属材料的为“鉨”、以玉为材料的为“玺”。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美石即玉是山川的精华，是上天恩赐的宝物。因而出现了玉崇拜，玉成为权位和财富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有镇国之宝。

《战国策》:"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愁，楚有和璞。"

“璞”指未经雕琢的玉石，“和璞”即和氏之玉。

《史记》等史料中记载了和氏献玉、完璧归赵等曲折、感人的故事。

和氏之玉是块罕见的美玉，加之凝结了忠信仁义等道德意义，成为天下共知的珍宝。

秦灭赵，和氏之玉落入秦国。

李斯《谏逐客书》中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随、和之宝”指当时的两件珍宝：“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玉”。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自称为始皇帝，规定帝、后的印章称为“玺”，并且以玉为材质；其他的官印、私印只能称为“印”。

《续<汉书>新解》云：“玺，黄罗伞下，盖皇帝”。

意即皇帝在黄罗伞下统治天下，风雨无阻。

秦始皇命令咸阳玉工王孙寿以和氏之玉为材料，制作皇帝之玺。

丞相李斯以鱼鸟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凭。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含义是：我顺受天命当了皇帝，国运永久昌盛。

王孙寿将和氏之玉精研细磨，雕琢为玺，并将这八个字刻在玉玺上，成为秦始皇独有之印章。

秦始皇将玉作为权力标志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极至，独霸以玉治印的权力。

和氏之玉就此而毁，传国玉玺出世。

“传国玺”受到历代疯狂追捧争夺

从此，玉玺成为历代正统皇帝即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和凭证。秦始皇“传国玺”受到历代的疯狂追捧。

秦始皇的玉玺传至三世子婴时，秦朝已是摇摇欲坠。刘邦攻破秦都咸阳，子婴被迫献上玉玺，秦亡。

这个“传国玺”成为承天受命的象征，在汉朝继续代代相传。

西汉末年，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孝元太后代管。

王莽篡位时，派北阳侯王舜进宫索要“传国玺”，被太后怒斥为“不复顾恩义、狗猪不食其余”，但王莽得之后，篡汉为帝，建立新朝。

王莽败亡时，起义军攻破长安城，校尉王宪取得御玺之后，便住在长乐宫，占用王莽的妃嫔、车辇、衣服和器物，打算自立为帝。

不久，王宪即被刘玄部队所杀，刘玄获得御玺，在长安称帝。

赤眉军攻入长安，获得御玺，便立刘盆子为帝。不久，御玺被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得。

东汉末年，政治混乱，“传国玺”先后被孙坚、袁术占有。

袁术败亡时，徐璆趁机取得“传国玺”，到许昌献给被曹操挟持的汉献帝。

司徒赵温问徐璆：“君遭大难，还能保存此物吗?”

徐璆则大义凛然地回答：“苏武当年被图于匈奴而不失节，更何况此方寸之玺呢?”

后来汉献帝被迫“禅位”，献上“传国玺”，曹丕建魏；到曹奂时，被迫“禅位”，献上“传国玺”，司马炎建立晋朝。

两晋南北朝时期，“传国玺”的换手率更加频繁。

“永嘉之乱”时，后汉派兵攻入洛阳，俘掳晋怀帝和羊皇后，得国玺。

之后，“传国玺”在刘曜、石勒、冉闵、东晋穆帝、刘裕以及齐、梁、陈政权国主手中辗转。

隋朝一统华夏，获得国玺。隋亡，萧后携隋炀帝之孙杨政道，带上国玺投奔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命李靖率军讨伐突厥。萧后与杨政道返归中原，国玺归于唐朝。

唐末， 朱温废唐哀帝，夺国玺，国号为梁。

李存勖灭梁，夺国玺，国号为唐。后来，石敬瑭引契丹军攻洛阳，末帝李从珂与皇族集体自焚，国玺从此失踪。

“靖康之难”时，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宝玺，被金兵掳去。

朱元璋建立大明，元廷奔回漠北。朱元璋先后派徐达、李文忠二次远征，追剿残元势力，俘虏元后妃和诸王，但未得到“传国玺”。

蒙古帝国第35任大汗林丹汗时，一位牧羊人在漠北地下无意间挖掘出“传国玺”，献给元顺帝的后人博硕克图汗。

久怀恢复祖业之志的林丹汗闻讯后，即率二十万大军攻伐，经过一场血战，夺得玉玺。

后金皇太极派多尔衮西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玺”投降。于是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清”。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追索“传国玺”，可惜未得。

秦始皇“传国玉玺”成为历史神圣之物的原因分析

秦始皇所制国玺，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凭信、实用办公用品。

为何一个方寸之物，竟然具有如此神圣魅力，使得后世梦寐以求？

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的客观条件，也有人为地推波助澜因素影响。

其一，“凭信”的思想观念在春秋战国时已深入人心，到秦始皇时已经成熟。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更需要一个“凭信”之物，以号令天下。于是“玉玺”成为最理想的对象。

这个“凭信”的意义类似于圣旨，而且圣旨必须有玺印才能生效。

《明清帝后宝玺》弁言：“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其二，秦始皇国玺本物的超凡价值。

玉崇拜文化心理，由 “天下共传之宝” 和氏之玉所制，一代名相兼书法家李斯篆书，秦始皇专用，这些因素使得它自诞生之日就带着炫目的光环。

它是稀世珍宝，是艺术品，更是皇帝权力的象征，因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其三，人为的因素，例如思想观念，尤其是一些政治野心家的推波助澜。

这个“传国玺”被极力宣扬为 “天命所归”、“祥瑞之兆”，成为后世开国皇帝们梦寐以求的神圣之物，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

它的象征意义类似于大禹九鼎。

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寓意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显得底气不足而被世人所轻蔑。

例如东晋元帝东渡以后一直没有传国玺，以至北人嘲笑“司马家是白板天子”（《太平御览•仪式部三•玺》）。

到永和帝时，从冉魏政权手中赚得玉玺，百僚毕贺，东晋政权从而也得以被视为正统。

“符命”说、“谶纬”说等神学思想的流行，使得“传国玺”的“天命所受之凭信”意义更加神圣。

尤其是政局混乱、改朝换代时，这种思想观念更加盛行。

例如三国时期，蜀汉太傅许靖、军师诸葛亮等上书刘备，劝其称帝。言当年关羽水兵围攻襄阳时，汉水中“辉影烛耀，灵光彻天”，因而打捞出玉玺。

《三国志•先主传》中对此记载：“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陽，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再如，匈奴族刘渊称帝，国号为汉，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有人在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认为是王莽时的御玺，并增添了“泉海光”三字。

刘渊认为正是符合自己名字的祥瑞之物，于是改年号为“河瑞”。

一些获得“传国玺”、已经继承皇位者也要刻意强调，甚至画蛇添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者地位。

例如曹丕建魏，命人在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他非“篡汉”； 石勒称赵王，得传国玺，在玺的一边刻上了“天命石氏”的四字题辞。

更有甚者，为了捏造“君权神授”的事实，而私下自制“传国玺”，以实现谄媚皇帝、抑或自己称帝的阴谋野心。

然而，往往文字、尺寸、钮制、质料、数量、规制等莫衷一是，前后矛盾，引发出了层出不穷的历史闹剧。

这种对传国玉玺的崇拜心理甚至影响到现代。

例如冯玉祥部下将领等人向末代皇帝溥仪追索“传国玺”。

又如《吴氏石头记》中记载，传国玉玺就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

时至今日，“玺”字仍是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尊贵象征。

总结

纵观历史，秦始皇所制的方寸之物--国玺，被后世奉若神明，一直受到追捧。

其中原因，除了秦始皇国玺本物的超凡价值之外，还与玉崇拜、“符命”说、“谶纬”说等思想及文化背景有关。当然，人心作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这也是中华历史文化悠久灿烂、博大精深的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