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的两晋南北朝书法史探索

07-26

沙孟海的两晋南北朝书法史探索

编者按

《书法研究》杂志起步于1979年，创刊至今，一直坚持发表纯学术研究文章，以严谨专业的治学态度和高质量高格调见重于学界，大大推动和见证了当代书法研究的发展。四十多年来，各种学术课题、学术动态、学术思潮都在杂志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四十多年来，我们风雨兼程，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打造以“独立思想，开放视野，严格学风，昌明书学”为宗旨的交流平台，及时反映或启发引领了许多学术热点和学术争鸣。许多作者都是当代大家，更多的作者则从这里步入了书法研究的学术生涯，他们留下了诸多产生重要影响的篇章。

为此，编辑部官微推出“佳作新读”栏目，精选往期优秀论文，以承前启后，回溯历程，激发今天书法学术研究的新思考。栏目甫一推出，便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并得到多家公众号的转载。为方便读者、书法研究者阅读，现将老文佳作按史论研究、技法探赜、碑帖研究、印学研究、书家印人、书法与文化、书法美学、批评与争鸣、书法教育、海外书学等分门别类加以推送，期望这一批珍贵的书学文献发挥更大的价值。

书法史论

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

沙孟海

刊于《书法研究》1985 年第 4 期

一

两晋书法史上有两大特点：第一，西晋禁止立碑比较严格，尽管王公大臣还有私自造作，毕竟数量大减。第二，以前各时代的朱墨书迹，都不知作者是谁，现今故宫博物院所藏西晋陆机《平复帖》，是传世第一件名家墨迹，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传世西晋碑，有《三临辟雍碑》（图1）《吕望表》，此是公立的碑；《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此是私立的墓碑。《刘韬》《荀岳》《张朗》等墓石，则是墓内潜藏的小石。以上大小石刻皆是隶书，书风接近曹魏。

图 1：《三临辟雍碑》

西晋书法大家推索靖与卫瓘，世称“一台二妙”。索靖（239—303）有《出师颂》《月仪帖》（图 2）《皋陶帖》，卫瓘（220—291）有《顿州帖》。二人皆北方人，并无墨迹流传。以上诸帖都是章草，《顿州帖》与《平复帖》体势相近，证明《顿州帖》是可信的。索靖刻帖流传较多，给予后世影响较大。西晋时代书法墨迹，除上述有姓名可查者外，还有敦煌《泰始简》、吐鲁番《泰始简》、鄯善《永嘉简》、《元康经卷》。柔毫点染，还带滞拙之气，这是时代使然。但东晋流美之风，就是脱胎于此。

图 2：索靖《月仪帖》（局部）

二

东晋书法艺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流美之风一直影响到今天。

魏、晋之交遗存的墨迹中，有几件字体接近南帖。1909年楼兰发现前凉纸本《李柏文书》完整者两件，已是纯粹的行书了。1974年发掘南昌吴应墓所出木牍，真书二百余字，已脱尽隶法。考古学者综合全墓出土文物察看，定为接近西晋的遗物。今天有人说东晋时代不可能有像“二王”那样的真行书，这话似太简单。不过，那一时期寻常简牍，未脱隶意，捺笔重滞，还沿西晋旧俗，这是事实。正唯如此，江左流美之风便在书法界显得突出，当时号为“新体”，过江诸名士，很多讲究书法，成为风气。王氏、谢氏、郗氏、庾氏、桓氏……见于《淳化阁帖》（图 3）者人数不少，就中数“二王”造诣最高。所以唐太宗笃爱王羲之，“心摹手追”，推崇备至。一千年来，书法界奉其为圭臬，决不是偶然的。

图 3：《淳化阁帖》（局部）

《阁帖》传摹江左新体，一眼望去，好似笔意情调，少所区别。细细玩索，就大不然。世言“大王内擫，小王外拓”，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间，风格已有不同。王羲之个人作品中，也尽有若干种不同风格。不但各帖之间有不同风格，《姨母帖》前两行与后四行风格亦截然两样。王献之《中秋帖》，或说是米芾临摹本，即使是米临，他亦必有所本，证明小王此帖有异于他帖。王珣《伯远帖》，未闻有人怀疑。王珣是王羲之的堂侄，这种风格，在他父祖辈中也不曾有过。王氏后人书风，正多演变。王僧虔、王慈、王志等人生在南北朝，不属本章范围，这里不谈。

传世“二王”书迹，不论墨迹与刻帖，多是行草书，也有小真书，未见中字真书，更谈不上大字(《绛帖》传摹《桓山颂》残字，非王献之书)。东晋碑禁还未松弛，长江以南未见一块正式的碑表。偶出墓石，写刻亦多粗拙。著名的《爨宝子碑》《广武将军碑》，都是边疆作品。这些遗物，都不足以代表那一时期的书风。有此情况，就引起有些人的疑虑，说传世“二王”各帖不可信。我们的意见，《阁帖》所收各帖或有可以非议，但不致全是伪迹。今天遗存的《万岁通天帖》出于唐摹，不容置疑，《兰亭八柱》中间，唐人临摹本流传有绪，也不能说是向壁伪造。在《兰亭》之前既然发现有接近《兰亭》的字体，在《兰亭》之后更有不少学习《兰亭》风格的作品不断出现，那《兰亭》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后世刻帖翻本层见叠出，或多或少失去真面，那是另一回事。

三

南北朝也是书法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北朝，出现了大量的真书刻石，光怪陆离，品目繁多，世称“北魏体”。北魏刻石，过去少有人过问。欧阳修《集古录》著录的只有十几件，赵明诚《金石录》著录的较多，但近世风行的《郑羲》《张猛龙》（图 4）诸碑，宋代还少有人知道。与《张猛龙》笔迹相同的《贾思伯碑》，石延年(即石曼卿)酷爱之，但欧、赵两录都未收。黄庭坚说“大字无过《瘗鹤铭》”，证明字大到四十厘米的《泰山金刚经》他也不曾见过。宋人眼界狭隘如此。清代嘉庆、道光以后，由于金石学大盛，访碑者多，北碑才引起学者的重视与摹习。阮元首倡“北碑南帖”之说，把碑与帖分成南北两派，并且把两者对立起来，影响到全国书法界厌弃法帖，竞习北碑。康有为最突出。他所著《广艺舟双楫》，风行一时，中有《尊碑》《备魏》等篇，尽力推崇北碑，这是有偏见的。

图4：《张猛龙碑》（局部）

南碑数量不多，但不是绝无。阮元《南北书派论》认为，真、行、草书自钟繇、卫瓘而下可分两派，传给“二王”、智永、虞世南等人是南派，传给索靖、崔悦、欧阳询、褚遂良等人是北派。他又说，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榜。康有为对此已不同意，我们也不以为然。北方碑版特别多，固然是事实；后世汇帖多收有南方书迹，也是事实。今天看到南齐《吕超静墓志》、梁《萧憺碑》《萧敷夫妇两墓志》，书体与北方几无区别。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小楷接近钟、王。而《爨龙颜碑》在云南，《大代华岳庙碑》在陕西，《嵩高灵庙碑》在河南，书体近似，地隔南北。以上都说明南北书体是不能分派的。

碑版文字，一般先写后刻。历来论书者都未将写与刻分别对待。我们认为写手有优劣，刻手也有优劣。就北碑论，《张猛龙》《根法师》《张玄》《高归彦》写手好，刻手也好。《嵩高灵庙》《爨龙颜》《李谋》《李超》写手好，刻手不好。《郑长猷》《广武将军》《贺屯植》写、刻都不好。康有为将《郑长猷》提得很高，就有偏见。北魏、北齐造像最多，其中一部分乱写乱凿，甚至不写而凿，字迹拙劣，我们不能一律认为佳作。不过这些字迹多有天趣，可以取法，那是另一回事。这里我们要指出一件事：我们学习书法必须注意刻手优劣问题。新疆出土高昌国《画承夫妇砖志》(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前五行记画承本人，书丹后已加刻，后三行记妻张氏，只书丹，未加刻。时间相隔三年，是否同一人书写不可知。但后三行书丹运笔与我们今天所写相同，前五行经过刀刻，便成笔笔方饬，失去运笔迹象，这是很好的实例。我们用毛笔临摹北碑，当然不可能全似。知道这个道理，就不会上当。

北碑结体大致可分“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个类型，过去也少人注意。《张猛龙》《根法师》和龙门各造像是前者的代表，《吊比干文》《泰山金刚经》《唐邕写经颂》是后者的代表。后者是继承隶法，保留隶意，前者由于写字用右手执笔关系，自然形成。这样分系，一直影响到唐、宋以后。褚遂良、颜真卿属于后者，欧阳询、黄庭坚属于前者，南北朝是其起点。

这一时代书法家比较著名者，南方数王羲之的后代王僧虔、王慈、王志，以及羊欣、薄绍之、萧子云等，皆有刻帖或墨迹摹本传世。碑版方面，北方有王远、郑道昭、朱义章、萧显庆、梁恭之、王长儒，郑述祖、赵文渊等，南方有陶弘景、贝义渊等。其余名望较次者不具列。欧、赵两录所列有书人姓名而碑版失传者更不必说。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生在陈、隋之间，现在列入隋代。

四

隋代只有短短三十七年，但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诡奇百变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间，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个大关键，值得做一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

隋代真书，主要有四种面貌：

第一，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

第二，峻严方饬一路。从北魏出来，以《董美人》（图5）《苏慈》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

第三，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隽敬碑阴》出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下开颜真卿。

第四，秀朗细挺一路。结法也从北齐出来，由于运笔细挺，另成一种境界，以《龙藏寺》为代表，下开褚遂良、“二薛”。

以上四种，第一、二种属于“斜画紧结”的类型，第三、四种属于“平画宽结”的类型，承前启后，迹象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