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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水系文化深度解析

03-10

珠江水系文化深度解析

珠江,旧称粤江,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全长约0.22万公里,是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4个水系的总称,跨越了中国西、南方的滇、黔、桂、粤、湘、赣等省及越南的东北部,总流域面积约45.37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境内面积约44.21万平方公里、广东省境内面积11.13万平方公里。

图为珠江水系简图。

珠江水系,按目前地质学的说法,约形成于中更新世,即第四纪冰川更新世中间的一个时期。中更新世是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气候周期转型,全球冰量增加,海平面下降,哺乳动物迁徙或灭绝。

珠江水系,源头是云南省曲靖市乌蒙山脉的马雄山。珠江水系的主干流为西江,珠江自马雄山源头下流,自西向东由以下河段组成:它们依次称为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及西江,总称为西江。各河段具体起迄点为:干流上游称南盘江,至贵州省蔗香汇北盘江后称红水河;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石龙汇柳江后称黔江;至桂平汇郁江后称浔江;至梧洲汇桂江后始称西江并流入广东;至三水市思贤滘与北江相通并汇入珠江三角洲网河区。

图为珠江水系主干流西江。

秦代以前,西江出三榕峡、北江出飞来峡、东江出田螺峡后,有多条的古河道及其分出的众多汊道,珠江三角洲的滨海线大约在今黄埔、广州、佛山、西樵、九江一线。到了东晋、尤其是进入宋代以后,中原大批人口南迁,大规模筑堤防洪、固定河槽、围垦造地、发展农耕。于是乎,古河道逐渐淤塞、众多的汊道被截断。至明清时期,西、北、东江的下游河道逐渐演变成今日的形状。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加速向南海推进。据相关水文记载,唐代以前以每年小于10米、宋代以后以每年大于20米的速度自东偏西向南海延伸。其中:西江方向推进最快,现今西江主流河口磨刀门仍以每年约100米的速度向南海推进。

另外,据地方志记载,古代广州起初是珠江水系的水运中心,白泥河、芦包水、西南涌、佛山水道都分别向广州辐凑。之后,据清代乾隆《南海县志》记载:“考北江抵省故道,初由胥口、芦包趋石门,尚未与郁水合。迄芦包淤塞,下由西南潭趋石门,始会郁水。会流后西南潭口再淤、今由小塘、紫洞入王借冈、沙口趋佛山、神安南注三山入海,江流之经省会者无几矣。年来王借冈、沙口渐淤涸、下至三家店倒流皆然,每候潮长舟楫始便通行”。如按这个描述,广州似乎逐步丧失了天然水运交通中心的地位。

图为清代广州河涌景象。

探究起来,“珠江”这一称法,最早见载于明代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前后黄佐所作的《海珠》诗首句“珠江烟水碧朦朦……”。清代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番禺县志》在分述东江、北江、西江之后,写到:“粤故海国也,支流为多,而皆源于三江,即西、北、东三江,出虎门入海。”清代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阮元所作《广东通志》中写到:“珠江,源于三江,合流于城南,中有海珠石,是谓珠江,一名沉珠浦。”

不过“珠江”概念的成型,则与近现代中国水利事业大发展有密切关系。据《广东省志》记载,公元1914-1936年间,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及广东治河委员会,曾对珠江流域的主要河流进行过勘测研究,其时仍将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视为4条河流,三角洲亦称为广州三角洲,这时“珠江“指的是广州白鹅潭至虎门的一段约70公里的河道。直至20世纪上半期,才将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4个水系总称为珠江。公元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水政,设立珠江水利局,在全国水利系统内明确了珠江流域的涵义;公元1947年,珠江水利局向水利部申请办理了珠江正式命名的立法手续,珠江流域进一步获得确认。

图为珠江三角洲一隅。

与黄河、长江不同,珠江水系的最大特征是复合水系。西江、北江和东江水系汇合于三角洲区,使广州称为“三江汇总”。此外,还有新兴江、潭江、绥江、增江,流溪河等流入,组成三角洲放射状河系复合的水网。时至今日,广州仍然可以成为珠江三角州的交通中心,或许更多的还是历史、社会、经济诸因素使然。

珠江水系带给南粤大地的,远不止交通发达、或者经济繁荣,还有由此衍生的“珠江文化”。学界以为:珠江文化,是中国第三大母亲河——珠江水系及其相邻江河所抚育的流域文化。千万年来,生生不息,源源发展,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文化长河,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江河文化中,独放异彩,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比如,隋唐五代时期的珠江文化,就包括了隋至初唐的汉俚文化融合,丝路文化、佛教文化、科举制度与诗文创作、贬谪文化、民间传说与民俗文化、工艺文化及南汉国文化等。

通常来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是由其江河文化的系统、成分、结构与特质所决定的,都是可以此为其作出文化分析和定位的。这样,对中华民族文化构成的分析和定位,除以地域传统文化为单位的系统之外,新增了以江河文化为单位的系统。由此,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就可以说是由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文化所构成的多元一体的系统。

图为珠江源广场塑像。

20世纪80年代,一批致力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整个珠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自成一个系统,有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内涵,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元。中华文化,如果漠视珠江文化的历史作用,那就是不完整的,尤其是近现代珠江文化,正是对其“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近现代中国整个文化的格局——这不仅有上世纪初辛亥革命启动于广东为证明,更有我们今天,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最早的实验区为证明。

据中山大学校史记载:1926年3月,郭沫若到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任教时发表《我来广东志望》一文称:“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这当是“珠江文化”概念之始。

图为今日珠江两岸新貌。

今天,珠江水系在政府和民间的合力下,迎来了新的勃勃生机。2014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以珠江-西江干线航道为主通道,构建互通两广、连接东盟、通达港澳、辐射云贵、江海联运的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标志着珠江水系的发展上升成为国家战略。相信未来,珠江水系文化将得到更为深刻地传承,这也是珠江水系强大文化生命力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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