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结晶化形式展现心灵世界的奇迹

青铜文明乃制度与观念的结晶。一方面，西周国家体制一直是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理想国”，为后世所景仰，反复追忆、讨论；另一方面，在战国到秦汉时期，天命观念与青铜器在同一时间退出历史舞台，但青铜器上凝结的天命、德、孝等观念影响深远。

青铜器在西周时期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工艺美术精华，而在于它与支撑当时社会的基本理念息息相关，它以结晶化的形式展示了当时人的心灵世界。在《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一书中，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小南一郎利用西周时代的第一手资料——青铜器铭文，对西周王朝的国家体制及其理念进行解析，通过青铜器的使用、保管与天帝、神灵、氏族、祖先、领土等关系角度，探讨西周国家体制的形成原理。

小南一郎认为，所谓天命，不仅指天神指定王朝统治者治理天下，还包括将天命层层分割给诸侯卿大夫士，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统治结构。而维系西周王朝统治的命、德、孝等观念，历经数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与此同时，小南一郎还指出，青铜器上凝结的早期王朝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尽管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变形，但主要采取的是儒家思想的形式。日本的传统文化也与儒家思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搞清楚青铜器所蕴含的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即便是间接的，仍是一条通往更好地理解日本现代文化之路。

以下内容节选自《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为该书的序章，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日]小南一郎 著，杨振红 尚宇昌 译，华夏出版社2024年1月版。

青铜器的非实用意义

本书试图通过列举中国古代属于早期王朝时期的殷（商）、周时代大量制作的青铜器，分析、理解背后支撑这一时代“青铜器文化”的当时人所共有的典型观念和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时代的青铜器，从实用功能的角度看，既有食器、酒器，也有乐器和武器。从发掘出来的青铜鼎的底部附着有厚厚的煤烟的例子来看，这类文物无疑是炊煮容器，具有实用功能。

但殷周时期青铜器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这样的实用功能。实用意义所占的比例反而很小，以青铜器为中心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绽放出灿烂的花朵，主要是因为它植根于与实用性无关的地方。就连乍看之下似乎以实用性为主的剑、斧、钺（战斗用斧）等青铜制武器，除了具备武器所具有的杀伤力外，其更重要的功能是象征所有者的权力。正因为如此，这类武器某些场合被装饰得很怪异，某些场合则被装饰得很华丽。

铜钺，殷代后期（《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内页插图）。

换言之，如果认为青铜器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那既不是因为青铜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也不是因为其造型美术水平达到的高度引人瞩目，而是因为注意到制作这些美术工艺品精华的原动力，可能主要来源于青铜器的非实用意义——与支撑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念和价值观直接相关的象征性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想要充分理解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就必须具体把握青铜器的非实用功能。为了加深对其非实用功能的理解，把握当时人和由这些人构成的整个社会作为规范所拥有的独自价值观念，就变得不可或缺。不过，这里想要尝试的最终目的反而在相反的方向。

也就是说，通过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事实，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存在形式，把握这样的社会特征在人类精神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才是这一尝试的终极目标。当然，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个角度、一个方向的探索，而是在青铜器的意义、功能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以及支撑它的价值观念之间不断往复，通过相互加深对双方的理解，才能期待取得一些成果。

用殷周时代人们的眼光去看青铜器

关于古代器物的实用功能，可以通过对器物的形态，如果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通过对出土时的位置关系的分析等，就可以了解其大概。实用功能基本上是可以测算的。与此相对，非实用性意义因建立在人们之间形成的默契认识之上，所以很难找出可以测量它的要素。而且，当建立这种默契认识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人们的精神结构也随之改变后，要准确把握一个物品在古代社会中的非实用意义，就变得更加困难。

以日本的情况来说，有这样一个例子，弥生时代盛行制作铜铎，它在当时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但紧接着的下一个时代的人却完全忘记了这一点，偶然有铜铎出土，但对那时的日本人来说，它已经变成一个不可解的东西了。

殷周时代制作的青铜器至今仍保留下来不少。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都陈列着形态各异的青铜器作为镇馆之宝。但如果只是以美术鉴赏的方式来看待青铜器，是无法理解青铜器在过去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的。例如，“青铜器呈现的以青绿色为基础的古色，与厚重的器形很相配”这样的鉴赏语言，在说明青铜器原本是像黄铜一样闪闪发光的颜色时，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殷周时代人们对青铜器的看法和现在的我们有相当大的差异，有必要深入理解他们的看法，哪怕是一点一点深入。

周王祭器，扶风县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内页插图）。

虽然这样说，但进入到殷周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用和他们一样的眼光去看青铜器，这对于人类精神与社会结构都发生巨变的现代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还原古人观念的道路并没有完全封闭。例如，古文献中保留了许多关于青铜器的记载，这些记载为了解当时人是如何看待青铜器的提供了重要线索。记载青铜器自己到处活动的文献记录，由于这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虚构故事，反而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当时人对青铜器怀有一种与我们不同的独特观念。从这一记载可以推测，当时人认为青铜器是一种生物，有自主意志。青铜器上各种奇怪的图案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在这类神话、传说以外，作为文献资料，以《仪礼》《周礼》《礼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礼书一直流传至今，这些礼书详细记录了礼仪场合青铜器是如何使用的。不过，礼书直接详细记述青铜器非实用功能的内容并不多。《仪礼》等书只是平铺直叙地记述礼仪的进行过程，甚至可以看出它在有意回避说明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程序。然而，即便确实如此，通过提取仪式场合有关青铜器使用方法的记述，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仍有可能提炼出这些物品所具有的象征性功能。这是因为在很多场合下，通过仪式上参与者之间以及参与者和供奉的物品之间的象征关系，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基本观念了。

更为幸运的是，商代末年至西周时期制作的青铜器，不少都铸有铭文。这些铭文，从简单的符号到长达数百字的文章都有，主要记录了该器物的制作机缘。以文章的形式表明，这件青铜宝器是以什么事件为背景、以什么为目的制作的。这些当时人记录下来的文字，光从外面眺望是得不到任何线索的，却无疑是思考青铜器非实用功能的基础，提供了当时人的直接言论。

通过语言，还可以把没有具体形态的东西，例如只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观念固定下来，文字记录能让这些抽象事物的信息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播开来。青铜器铭文也是当时人留下来的重要言论。当然，通过语言将观念固定下来时，常常会带有那个时代与社会特有的偏见，并且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形。但是，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仍可以窥见这些偏见和变形背后未经变形的观念原貌，而且，也一定可以从这些偏见与变形中找到每个时代特有的价值观的影子。

青铜器凝结了早期王朝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

通过这些神话传说和礼仪、青铜器铭文（亦即金文）等几种基础资料，提炼出青铜器在当时社会中所具有的非实用功能，并最大可能地复原支撑这种非实用功能的人们之间形成的默契认识的实际情况，就是本书尝试去做的。

特别是，社会对青铜器的默契认识并不仅仅限于某个特定场合的约定，还与支撑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些基础观念密切相关。青铜器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工艺美术精华，而在于它与支撑当时社会的基本理念息息相关。

这样，青铜器的存在，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精华之一，除了工艺美术达到的高度外，还以结晶化的形式展示了当时人的心灵世界，十分珍贵。而且，青铜器的制作处于商周时代工艺技术的顶峰，可能也与该技术由国家进行管理有关，青铜器的制作、赏赐、使用过程中所反映的各种规范和限制，也与支撑当时国家统治的基础观念以及将这一观念具体化的统治制度密切相关。

《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晚年时曾叹息自己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旦是一位传说中的圣人，他整顿了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制定了礼乐。孔子因周公旦的缘故，对西周王朝的统治体制及其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憧憬。正如孔子所代表的那样，儒家思想家们将西周初年的统治与文化作为理想社会来描绘，尝试再现这种理想的儒家思想直到后世都是支配中国社会的基础观念。

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内页插图）。

青铜器铭文中强调天命的重要性，也经常提及保持德和献给祖先的孝。当然，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天命、德、孝等观念，与后世儒家所使用的这些词汇的含义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但是，这些词汇在被儒家思想凝练以前，是作为与上述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背后、连接人们之间的默契认识密切相关的东西而存在着，这种默契认识从根本上支撑了西周的政治体制。

也就是说，青铜器上凝结的早期王朝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尽管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变形，但主要采取的是儒家思想的形式，对后世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探求青铜器所具有的意义，对于考察构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观念，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日本的传统文化也与儒家思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搞清楚青铜器所蕴含的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即便是间接的，仍是一条通往更好地理解日本现代文化之路。

原文作者/[日]小南一郎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