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玛瑙的传说在古代盛极一时,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从两晋到明清这数千年之中关于玛瑙的历史变迁。
玛瑙是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种类,古代自汉今后始用玛瑙的名称。魏文帝:“玛瑙太属也。出古域,文理交织,有似玛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在东晋的《拾遗记》中,有一段记录玛瑙的文字:“帝颛顼时,有丹丘国献玛瑙瓮,以盛甘露,充於厨。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玛瑙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於中国用者。
一云:玛瑙者,恶鬼之血凝成此物也。黄帝时,有玛瑙瓮至尧时,犹有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可见当时人们对玛瑙的认识。
玛瑙被置于多个上古神话传说之中,作为宝物的代称。
唐朝时,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割据和战乱,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因推崇民族融合且宗教宽容,唐朝复兴的玉文化与前朝有很大差异。
其时佛教已十分普及,玛瑙一直以玉石和佛家七宝之一的双重身份使用,以制作实用器具和珠饰为主。在与西域的沟通发展中,融合了东西方艺术风格,其中兽首玛瑙杯为唐朝雕刻的代表作。
宋辽时期,玛瑙依然广为使用,宋朝的《太平御览》珍宝部汇总了关于玛瑙的历代文献记载,这也说明了玛瑙在宋朝的珍宝地位。
玛瑙在辽金时期应用同样广泛,北方民族受佛教影响而对珠饰十分喜爱,玛瑙大量用于制造各种形状的珠饰,甚至被制成存放佛祖真身舍利的容器。
在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发现的辽代玛瑙舍利罐,罐体造型端庄,光润瑰丽。罐口饰有伞形金盖,盖顶金环组,上穿两根金链连在罐颈部的金丝绳。金盖錾刻仰莲、金翅鸟、火焰和联珠纹,工艺精湛。罐中原保存有两粒佛舍利与五颗鎏金珍珠。
元朝时期的文献中逐渐出现了关于玛瑙更详尽的分类与形态描述,元朝末年孔克齐所著《静斋至正直记.石说》中,对玛瑙的使用状辽代金盖玛瑙舍利罐况及分类方式有较详尽的记录。
从这个时期开始,玛瑙制作工艺、题材均较前朝有了长足发展,用途更趋广泛,并出现了玛瑙巧色雕刻的工艺形式。
明朝时期,中国再次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国力强盛,商业发达。对玛瑙艺术的品评标准和赏玩方式,在明朝得以确立并成熟。经过宋元时期的积緊沉淀,明朝对玛瑙材质、产地、工艺等已有详尽的探索与研究,并体现在大量的文献之中。
明朝的琢玉工艺分工细化,文人对玉石赏玩趋于专业化,诸多雅士文人和能工巧匠参与到玛瑙的创新之中。至明朝中晚期,作为治玉中心的苏州兴起“以小见长”和侧重“性灵趣味”的文人化赏玩风尚,这种风尚对明朝以后的中国艺术形态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代尚古风气盛行,对战汉玉器形制多有仿制,但亦有变化。清朝,随着数代帝王对文化艺术的热衷和国力民生的恢复,至清中期,全国流行佩玉之风尚。
玛瑙也被大量用于装饰制品,如摆件、鼻烟花、十八子(手串)、衣服鞋帽的花片等。凊朝玛瑙材质品种丰富,因年代距今较近,清朝玛瑙器物在古玩市场并不难见,各地博物馆也多有陈列在中华玉石文化发展史中,玛瑙与其他玉石种类交织融合,都是从石质工具脱颖而出的“石之美者”。
台北故宫里清宫旧藏的那一批玛瑙器皿有些是雍正的年款,有些是乾隆的年款,乾隆年间的宫廷器物总有些夸张的精巧,繁复的细节,容易辨认,雍正皇帝的品味就素雅得多,少有不必要的浮华。我见过的那几件“雍正年制”玛瑙器具真是格调超凡,比雍正年间其它材质的官造器物更有气质,不像清代的制式,倒像是宋人手笔。
我疑心那些器皿本来就是宋、辽皇家的遗物,被金人劫掠,锁在深宫,历经元、明······而“雍正年制”的底款也许只是雍正皇帝在仰慕和沉迷的同时,忍不住在别人的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就像是照片上故意写错的日期,无端造就了一段叫人迷惘的回忆。
不管怎么说,玛瑙都从工具逐渐演化为具备文化象征意义的礼器、饰品,共同成为中华玉文化的主要载体,诠释着中华民族对玉文化的深厚情感与独特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