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王羲之研究，谁的笔下更胜一筹？

白蕉的学生孙正和曾说：“沈尹默先生传羲之书风如鉴湖之风，澄澈明净；马公愚先生传羲之书风似会稽之酒，芳香醇厚；邓散木先生传羲之书风如越王之台，严峻高耸；白蕉先生传羲之书风如兰亭之竹，潇洒脱俗。”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四位民国帖学倡导者，谁更得“王书”神髓。

沈尹默

祖籍浙江湖州，1883年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今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民主街）。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校长、辅仁大学教授。沈尹默1949年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沈尹默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于右任）”之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书坛有“南沈北吴（吴玉如）”之说。与李志敏合称“北大书法史上两巨匠”。

沈尹默《二王书法管窥》

著名文学家徐平羽先生，谓沈老之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

已故全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教授认为：“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

已故台北师大教授、国文研究所所长林尹先生赞沈老书法：“米元章（米芾）以下”。

已故浙江美院陆维钊教授评沈老书法时，云:“沈书之境界、趣味、笔法，写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写到明代，已为数不多。”

沈尹默临《兰亭序》（局部）

沈尹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还出任过北平大学的校长。沈先生坚持帖学，以其高迈的艺术眼界和书法热情，不畏权威不随流俗，从全面吸收北碑和帖学的营养又转向专门攻“二王”，严守笔法，刻意古雅，气韵生动，笔墨清润，尽洗碑体难免的狂放粗豪，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得各界人士的喜爱。

沈尹默书法

马公愚

马公愚（1890-1969），本名范，初字公驭，后改公禺、公愚，晚号冷翁，因其斋名“畊石簃”，故又署畊石簃主，永嘉城区（今温州鹿城区）百里坊人。永嘉马氏，自清以来，以诗文、金石、书画传家凡二百年。曾祖昱中（解元出身）、祖父兰生（名元熙），均工诗文书画。公愚幼承家学，稍长曾师承瑞安孙诒让、究心周鼎秦权、石刻奇字。后与兄孟容就读温州府中学堂。

马公愚临《王羲之帖》

曾师从马公愚、陆维钊学习书法的韩天衡说：“书法往往精于一体即足可名世，而马公愚先生的最大优势则在于真草隶篆四体俱佳，是二十世纪里为数不多的四体书大家。他的正书取法钟繇，草书则宗大王，隶书宗法石门颂、乙瑛碑，篆书则得力于石鼓文、秦诏版。

马公愚书法

马公愚对魏晋时期王羲之、王献之的行草和汉代的章草最感兴趣，其晚年的章草作品往往在古拙醇和味中透出灵动秀逸之气。

邓散木

邓散木（1898－1963）中国现代书法家、篆刻家，中国书法研究社社员。原名铁，学名士杰，字纯铁，别号且渠子，更号一夔，一足，斋名厕简楼，豹皮室，自号厕简子。生于上海，在艺坛上有“北齐（白石）南邓”之誉。擅书法篆刻，真、行、草、篆、隶各体皆精。

邓散木《草书写法》

1943年，邓散木在上海举办了“粪翁金石书法展览”。国学大师章士钊先生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粪翁所设各体书法皆精妙”。但是他不知粪翁是何许人也，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认为世上有此善书之奇士，而人们不知，“似是读书人之公耻”。章士钊先生被其书法艺术所倾倒，给予如此评价，可见其艺术成就之高及艺术魅力之大。

《散木所临二王帖》

邓散木行草书浸淫于二王书系，作品飘逸流畅而秀逸，清爽圆转而悠扬，不激不厉而尽显阴柔之美。和同一时期的书法家沈尹默相比，二人在“二王”一路的继承上可谓不分伯仲、各有千秋。沈氏倡导在笔法、笔势上贴近传统，而不主张模拟结构；邓散木则较为注重视觉结构和内在气息的传达，不主张打破历史的美感风范。

白蕉

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区张堰镇人，本姓何，名法治，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后改名换姓为白蕉。别署云间居士、济庐复生、复翁、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出身于书香门第，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

白蕉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帖学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艺术深入晋唐，自出机杼，气息清新，韵味淳厚。诸体之中尤以行草尺牍见称，每于兴至，信手挥洒，天机自动，不见端倪。

沙孟海先生誉其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沈禹钟说：“（白蕉）书法逼二王，画兰也无敌。”

白蕉诸艺，以书法最高，一般判定：他主要在魏晋唐宋间用功，尤其致力于晋人，但根据资料看，他晚年还受到日人藤原行成的影响。从其代表作《兰题杂存长卷》、《杂书题兰旧句》、《自书诗卷》看，他的书法，的确是得到了晋人的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