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书法家张芝的‘草圣’称号背后的故事

04-20

东汉书法家张芝的‘草圣’称号背后的故事

李榕城/文

摘　要：本文通过对第一部分“草圣”称谓的定义和第二部分张芝对草书技艺的创新改造和对当时社会及后世书法的深远影响的论述，肯定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为当之无愧的“草圣”。
关键词：“草圣”张芝　书法技艺

一、“草圣”称谓的界定

“草圣”一词中的“草”当然指的是草书，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有篆书、隶书、行书、楷书等多种书法形式，但却唯独只有草书才有“草圣”，没听说过出现“篆圣”、“隶圣”、“行圣”、“楷圣”等称号。当然在历史上，曾有李斯造小篆、，程通造隶书、刘德升造行书等说法，但这些人只能算是字体的创始人，并不能算得上是某字体的“圣人”。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一书中说得明确，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草圣”一词不仅指代精通草书的书法家，而且还是那种在书法艺术方面拥有极高超的造诣，超越凡人并在书法发展史上作出特有贡献的大家，才能配有“草圣”的美誉。往往在某一方面拥有极高超的造诣的圣手只有一个，例如在武功方面被誉为“武圣”的关云长，在医学方面被誉为“医圣”的东汉张仲景，在诗歌创作方面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在茶道方面被誉为“茶圣”的唐代陆羽，在史学方面被誉为“史圣”的司马迁，在酿酒方面被誉为“酒圣”的杜康，在绘画方面被誉为“画圣”的唐代吴道子等等。而在草书行列中所谓的“草圣”就有为世人所公认的两位，即东汉的张芝和唐代的张旭，另外，战国诗人屈原是否能进入“草圣”的行列，各家众说纷纭，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此，笔者认为，屈原不能算为“草圣”，主要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屈原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而草书的真正形成据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的推断应当在西汉时期的宣、元之际，最晚不过元、成，因此可以看出草书的形成远远晚于屈原生活的历史时期［1］86。从这一点上来看，作为战国诗人的屈原不太可能写出草书字体的。在战国时期，当时普遍流行的字体是篆书，后来秦国发明了隶书，但也只是说明当时中国的书写字体开始从篆书向隶书过渡，此时还没有出现草书字体的书写痕迹。在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睡虎地秦墓简牍文字有过一些与草书书法结构相类似的笔画，但据裘锡圭先生的考证，这些字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草书，只是写得较为草率的古体隶书。所以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人们书法虽然较为草率、任性且随意而为，尤其像屈原这样的有满腹报国情怀的诗人，自然他的字体带着一些洒脱、自然，但这些字形与当时流行的古体隶书的书写方式和字体结构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并不能算是“草书”。

第二，对于屈原是“草圣”的考订，无非是从他书法凌乱、自由的文字说起。且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便有这么一句“屈平属草稾未定”，唐代书法家蔡希综便以此断言道：屈原就是草圣。首先，别的先不讨论，仅凭司马迁一句“屈平属草稾未定”就断言屈原是“草圣”，在学术论断上难免过于草率、仓促，而且有望文生义之嫌。其次所谓“屈平属草稾未定”中的“草稾”，笔者认为应该是已经起草好了而未加修订的文稿。南唐文字训诂家徐锴在他的《说文系传》中讲得非常明白：“稾，今人言稾草，谓书之不谨。”［2］55再回归到《史记》中的那句话，假如“草稾”作“草圣”来讲，显然整句话的语意是说不通，因此只有将“草稾”解释为随意而写、草创未就的文章，整句话的意思才能讲通。所以从《史记》中的“屈平属草稾未定”一句话便断言屈原是“草圣”，显然是过于武断和片面。

战国诗人屈原既然不能列为“草圣”，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草圣”，应当具备哪种特质呢？东汉时期的大书法家张芝为什么也被世人推崇为“草圣”？

首先，作为某一方面的圣手应当除了具备某一方面的高深造诣以外，还应当在某一方面作出特有的贡献。例如东汉“草圣”的张芝，除了练习书法的刻苦勤奋，所谓的“临池学书，水为之黑”，最终练成举世无双、独步天下的章草字体，并且他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将章草字体加以改进，传造出一种新型的书写方式——今草，符合了当时人们的书写习惯和写作需要，也为后世书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与领域，起到很好的奠基作用，因张芝在草书书法方面有着高超的造诣和卓越的贡献，所以才被世人誉为“草圣”［1］146。

二、张芝草书技艺的创新及其影响

“草圣”张芝之所以为“草圣”固然与他对草书作出卓越贡献有关，而且与他平时读书治学、立世为人的态度有密切联系。张芝虽然出身名门世家，但却毫无一点官宦之气，当时张芝不受朝廷高官厚禄等利益的诱惑，拒绝从官，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境界实在令人称佩。而且他对书法的痴迷与勤奋刻苦也着实让人赞叹不已，相传，当时张芝的父亲为了方便张芝兄弟俩练习书法，于是在院里修建了水池，并在池子旁边添置了石桌、石凳，自此张芝兄弟俩人每天都在水池旁练习书法，为了节约书写成本，兄弟两人将家里预备做衣裳的白布先用来练习书法，写完便在水池旁进行漂洗，久而久之水池的水为之染黑，后世便将其称之为张芝墨池，以此来隐喻张芝练习书法时的用功。

“草圣”张芝对于草书最为巨大的贡献，莫过于将当时仍带有隶书之意的章草进行改造，汲取历代草书的精华所在，创造出所谓的“一笔书”——今草字体，在当时也称为“大草”。当时流行的章草写作时行笔迟缓且要求字字独立，已然不适合人们快速行笔的书写要求，于是张芝在精通历代草书的基础上，改变章草的书写结构，独创“一笔书”的特殊书写方式，使之字体在书写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挥而就，在当时的社会上掀起一股“草书热”。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崔瑗《草书势》一书对草书的书写艺术进行肯定，并在当时士人中取得良好的响应，草书艺术得以进一步发展。特别在东汉桓、灵时期，凉州地区的士人对草书是极为推崇的，当时大多数草书书法家大多都活跃在凉州一带，其中以张芝最为著名。当时凉州的张芝与同时以草书见长的罗叔景、赵元嗣两人互争高低，品评草书艺术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甚至有些女性因精通草书艺术也获得世人的称赞。所以凉州书法艺术，特别是草书之所以能够流行于魏晋时期，与张芝对草书作出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2］297。

草书之所以能够在边远的凉州地区盛行开来，离不开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东汉时期，东汉朝廷与居住这块地区的羌人一直战争不断，使得这块地区一直动荡不安，加之这块地区的风俗传统与中原大不相同，因此东汉朝廷多次提议废弃这块地区的行政管理。当时正是这么一块战争频繁、文教不彰的文化荒地却出现了当地士人对草书艺术疯狂追捧的特殊现象，这是令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在草书的发展史中，一开始草书是为了边疆打战的军事行政文书仓促应急之用，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久而久之，草书却成为一种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融合了以前书法艺术的众多特点而形成的一种书法艺术。草书成为一种书法艺术一开始便被凉州地区的士人所接受，因为凉州当地的字体书写与中原有着“不循古法”的明显区别，加之草书利于现实战争形势下能够快速书写文书的现实优势，所以草书在该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凉州自古也是文教拘束较少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宽松的大环境下，有利于草书艺术得以发展前进。张芝作为凉州士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在其深入钻研草书艺术的基础上，将草书艺术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东汉的政治历来昏暗，所以张芝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无心于仕途，朝廷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他都拒绝，决心潜心于草书艺术研究中。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下，张芝在书法艺术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在纸张的方寸之间得以任情发挥。同时他“匆匆不暇草书”的治学态度使得草书在他的笔下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仓促应急的行政文书，而是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的一门严谨艺术，张芝对于草书艺术的严谨追求和勤奋刻苦的治学态度得到后世者的传颂。

张芝对于草书的创新在于他汲取了民间草书艺术的精华，并从杜度、崔瑗、崔实三位草书大家那里获得启发，从而独创出“一笔书”的“今草”书法艺术，使得草书艺术从以往的字字独立，相对规整的章草书写艺术中脱颖而出进入一个任情发挥、无拘无束、肆意挥洒的艺术空间。张怀馞的《书断》一书中对“一笔书”有着精辟概括，高度评价了张芝的草书艺术造诣，因此张芝是当之无愧的“草圣”。张芝对草书的独创性改进，赋予了草书艺术勃勃的发展生机，开辟了草书艺术宽广无边的艺术发展空间。后来的书法大家也对张芝的草书艺术推崇备至，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对张芝的草书更是临摹多年，唐代狂草大家怀素也是从二张（张芝、张旭）的书法艺术中获益良多，唐代草书大家孙过庭也在他的书谱当中多次提到他以张芝的草书作为终身临摹的对象，张芝的书法艺术对于后世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草圣”一词并非人人都得以冠之，是故战国诗人屈原只能算是一位出名的书法大家，而并非是书法界的圣手。而相对于东汉书法大家张芝，“草圣”的美誉是当之无愧的，其源于不仅是他极高的草书艺术造诣，刻苦勤奋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在于他苦心孤诣，对草书的书写艺术加以独创性的改进，使之成为迎合多数人书写的现实需要，终成“一笔书”的“今草”，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而且相传张芝还是一名出色的制笔家，像这样一位有着全面艺术造诣的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历史发展中甚是罕见，因此“草圣”之名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