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是著名的岭南古生物宝库,出土了三叠纪菊石,白垩纪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足迹、南雄龟,以及新生代第四纪大熊猫、豪猪、鬣狗等哺乳动物化石。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这些珍贵的古生物资源静卧在展柜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究生命起源和传承演化的奥秘。
自一百多年前古脊椎动物学兴起,伴随着古生物学者的努力,今天的人们已逐渐揭开了古生物化石的神秘面纱。但当我们凝视着这些时光珍宝,也忍不住会问:如果古人偶然发现这些未知的古生物遗迹,又有着怎样的认知和猜想呢?
翻阅古籍,我们或许能窥探一二。
有个成语叫“骨节专车”,出自《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大概的意思是,春秋时期,吴国攻克越国会稽城,发现了一节巨大的骨头,可以装满一辆车。孔子认为这是古代在会稽山上被大禹所杀的防风氏的骨头。
这个故事也被记载在《史记》等文献上。一个有意思的设想是,如果它发生在今天,我们会有怎样的判断呢?恐怕很难不将防风氏的骨头与化石,如大型蜥脚类恐龙骨骼联想在一起。
“骨节专车”的真伪已难以考证。但在古代文献中,很多关于化石的记载却可以相互印证。
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记载化石的古籍是先秦著作《山海经》。该书《山经·中山经》记载:“又东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婴,其状如龙骨,可以已痤。”这里说的“龙骨”,是我国对脊椎动物骨骼化石和牙齿化石的俗称,一般指新生代哺乳动物,而非字义上的“龙的骨骼”。我国的地质及古生物工作者曾在山西保德、陕西府谷、宁夏同心、甘肃和政进行过大量的调查采集,获得不少有价值的“龙骨”。经研究,证实它们是距今4000万年至1万年以前的犀牛、马类、鹿类、牛类、象类等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
关于“龙骨”的记载,广泛见于各类古籍中。如,《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时开凿龙首渠:“东至山岭十余里,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计然万物录》:“龙骨出河东。”《杨文公谈苑》:“泽州山中多龙骨,盖龙蜕于上中,崖崩多得之,体骨头角皆全。”《太平寰宇记》:“玄武山一名三隅山,在玄武县东二里,其山六屈三起,出龙骨。传云:龙升其山,值天门闭,龙升不达,遂死于地,后没入地中,民掘其骨入药用。”此外,《华阳国志》《西京杂记》《荆州记》等书中都多有记载。
有意思的是,“龙骨”这类化石因含有微量元素和钙,具有药效而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被视为一种药材,用来治疗小肿、粉刺,如《山经·中山经》中说的“可以已痤”。因此,它也常见于各类医书的记载中,如《吴普本草》:“龙骨色青白者善。”《唐新修本草》:“龙骨今并出晋地,生硬者好,五色具者良。”《神龙本草经》《名医别录》《图经本草》等医书中也有所述,就不一一征引了。
除“龙骨”外,古籍中对鱼类化石的记载也颇多。《山海经·海外西经》有这样的描述:“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有学者认为,“龙鱼”即鱼类化石,类似的表述还有“石鱼”“鱼石”等。《诗话总龟·卷二》:“陇西地名鱼龙,出石鱼。掘地得石,破其中有鱼痕,鳞甲纤悉皆具,烧之有鱼气。盖鱼蛰泥而变为石。”《怪石录》:“鱼石产莱阳县火山,色如败酱,有游鱼文,鳞鬣宛然。”《清稗类钞·矿物·鱼石》:“汧阳县有鱼石,状如馒头,破之即成两石,各有一鱼形,鳞鬣宛然,以手摩之,作鱼腥。”
“鱼石”是否是真正的化石?我们来看清代徐昆在《遯斋偶笔》中的记载:“鱼石出莱阳,石皆成片,厚不及寸,紫黑色,石片中隐隐有鱼,长数寸,如鲫如鲇,如白条不一,头尾毕具,类多见骨,酷似枯鱼,少生动之致。亦间有荇藻叶,掩映逼真。”这一细致的描述,和我们今天所见的鱼类化石标本几乎一致。
还有一个佐证是:很多古籍对同一个地方出土的化石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可见并非讹传。如,古籍中对鱼类化石记载最多的地方属湖南湘乡。《太平御览·郡国志》:“湘水边有木鱼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丈,阔十里,石色黑而重叠,每发一重,则有自然鱼形,女人多刻画为戏,长数寸,烧之鱼膏腥。”《太平御览·荆州记》:“长沙湘乡连水边有石鱼,形若鲤,相重沓,如云母,炙之作鱼腥。”《南越志》:"衡阳湘乡县有石鱼山,下多玄石。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发开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宛然刻画,长数寸,鱼形备足,烧之作骨腥,因以名。”此外,唐《元和郡县志》《酉阳杂俎》及宋《云林石谱》等古籍中对该地的鱼化石都有记述。
事实上,这些古籍中的部分记载还能“以今鉴古”,这或许更有说服力。对照古籍中的山东莱阳和湖南湘乡,二者都是我国鱼类化石的主要出土地。如,莱阳出土了大量中华狼鳍鱼、中华弓鳍鱼化石等,湘乡出土了洞庭鳜、唇骨鱼、雅罗鱼、湖泊剑鮠化石等。莱阳还是著名的中华恐龙之乡,恐龙、鱼类、昆虫和植物等古生物化石资源丰富。
古今对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考证古籍真伪的证据,也为今天的化石发掘和科研工作提供了线索。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其它类型化石的记载。如,东晋郭璞在《尔雅注·释鸟篇》中记载:“蝙蝠石又名识墨。”蝙蝠石即三叶虫化石。因三叶虫头盖呈梯形,尾部形似蝙蝠,边缘有刺多对,形如飞燕,状若翔蝠,在古代有“蝙蝠石”“燕子石”之称。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了琥珀化石:“神仙传云,松柏脂沦入地中,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千年,化为琥珀。”虽然其中关于茯苓成因的说法不正确,但对琥珀是由松柏脂埋入地中而形成的表述却十分科学。唐代颜真卿在《麻姑山仙坛记》中描述了贝类化石:“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其对贝类化石是经过沧海桑田的变迁而形成的认识令人感佩。北宋黄庭坚曾作了一首诗:“南崖新妇石,霹雳压笋出。勺水润其根,成竹知何日。”诗中所说的“竹笋”是黄庭坚收藏的一块化石标本,1967年出土,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专家鉴定为中华震旦角石。这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化石标本。
此外,历代著作中,对象化石、蟹化石、树化石、藻类化石、石燕化石等都有记载,让我们惊叹古人见识之广博。其中虽有谬误的地方,也充满了他们对这些神奇之物的浪漫猜想。
其实,古人对化石的认知远不止猜想。除颜真卿已认识到化石是沧海桑田所变,宋代杜绾对化石的成因也有科学的解释。他在《云林石谱》中记载鱼类化石时写到:“岂非古之陂泽,鱼生其中,因山颓塞,岁久土凝为石,而致然欤?”这里,他科学地解释了鱼类化石的形成是原来生活在水中的鱼因为地质变动被埋入土中,经过长久的岁月最终形成石头。
北宋最有名的科学家沈括多次运用化石推测古气候和古地理环境,分析自然环境的变迁。他在著作《梦溪笔谈》中谈到了其中的一次野外考察:“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 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这段文字不但科学地阐释了贝类化石的成因,并以此作为海陆变迁的重要依据。
作出类似科学分析的还有南宋朱熹。他在《朱子全集》卷四十九和《语录》中也提出了贝类化石的成因和地质变化有关。这个论断,得到了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的赞许。
在没有相关科学仪器的古代,学者们仅凭田野考察和学识阅历,就对化石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其智慧让人敬佩。
检索古籍,在这些零星的记载中与古人对话,我们能够遥想,当他们发现这些大自然的神奇造物时,或许有的好奇惊叹,有的理性分析,有的遐想连篇,但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必然也从中感受到了时间的力量和生命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