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是青白瓷和卵白釉瓷,相比而言,青花瓷创烧既晚,产量亦小,国内发现的元青花存世量并不丰富,完整器不到两百件,而国外收藏的元青花整器据估计近三百件。考古发现证明,元代青花瓷输出的范围很广,从东南亚、南亚、西亚直到北非和东非等地的沿海城市和重要内地城市都有发现。这些地区的元青花有传世藏品和出土物两类,其中传世藏品主要集中于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Topkapu Sarayi)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原藏于伊朗阿尔德比神庙(Ardebil Shrine)】,出土数量最大的是印度德里图格拉克宫殿遗址(Tughlaq)。这三地收藏或出土的都是体型巨硕、青色鲜丽和绘制精美的大型青花瓷器。
此外,东南亚地区也出土或传世不少元代青花瓷器或残片,例如中爪哇发现的“麻诺巴歇(Madjapahit)王都遗址”等。在波斯湾和红海附近的许多城市都发现不少元青花碎片,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埃及开罗北部的福斯塔特遗址(Al-Fustat),据统计,20世纪以来,在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瓷片的数量,约有12,000余片,包括了由9世纪的晚唐至18世纪初的清早期中国南北方各大窑口产品,其过程延绵千年,而且质量均属上乘。叙利亚位于从港口城市到伊朗高原的交通要冲,那里也发现许多珍藏了数个世纪的元青花。
国外收藏或出土的元青花瓷器
1.托普卡普宫博物馆藏梅瓶 2.托普卡普宫藏八方葫芦瓶
3.阿尔德比神庙藏盘 4.图格拉克遗址出土盘
总而言之,海路沿线发现的元青花构成了一条连贯完整的营销路线。对于陶瓷运输和销售而言,海运无疑也是更合适的选择。陶瓷沉重且易碎,陆路运输显然成本高难度大,但是海船不仅容载量大,而且装载陶瓷还能起到压舱的作用,是陶瓷外销的主要途径。而陆路上目前只有数个城址有相关发现,彼此之间关系并不紧密,至中西亚地区甚至会失去线索,无法构架出一条有始有终的销售路线,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于考古材料的进一步丰富。
相比于境外的发现来看,国内发现的元青花器型多种多样,品相差异较大,不见于国外的类型包括饮具(例如高足杯、匜、盏、劝盘、执壶、凤首壶、梨形壶等)、生活用器(例如笔架、粉盒、鸟食罐等)、礼器(香炉、净瓶、觚、蒜头瓶等)和明器(塔式罐、塑像等)。土耳其和伊朗以及印度最常见的碗、盘、瓶、罐在国内出土品种中比例较小,许多蓝地白花的器物,以及绘制有庭院景观和动物纹样的盘,都不见于国内窑址以外其他地方的出土,应该是专供这些海外国家使用的。而且同类器物相比较而言,国内的体量不及国外的大,例如伊、土两国收藏的直径达40~50厘米的盘,在国内仅见于湖南常德市出土两件鱼藻纹盘(口径45厘米左右),内蒙古林西窖藏出土的莲池鸳鸯纹盘口径仅13.6厘米、龙纹盘口径仅15.9厘米,景德镇落马桥出土淡描龙纹盘口径仅27.7厘米。
国内出土的元青花瓷器
1.内蒙古集宁路窖藏出土高足杯 2.浙江杭州窖藏出土笔架水盂
3.江西萍乡市福田乡窖藏出土带座香炉
通过对国内出土元青花和国外(伊朗、土耳其和印度三地)的器物类型和数量做统计,可以看出元青花的销售有着鲜明的市场取向,供应给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元青花在种类和质量上都存在一定差异。可资参考的是,国内在元代统治中心和富庶地区发现的元青花,质量比景德镇周边地区要好得多,还有一些元代的窖藏,保存了大量青花瓷,例如保定和高安窖藏。窖藏此物,说明元青花在当时也是比较新奇和珍贵的品种,那么在海外发现的大量高质量元青花,应该与国内一样,不是一般平民阶层所能够消费的。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频繁的民间贸易,《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就是一名附商舶出海的平民,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海运贸易的盛况,故而我们也能在东南亚和北非地区发现一些民间烧制的元青花瓷器及碎片。相比较而言,这些小件青花瓷器要绝少于大件器物,在中东地区几乎没有完整器留存下来。这仍然表明大件元青花销售的对象主要是中东和南亚等地区。
国内窖藏出土的元青花瓷器
1、2.河北保定窖藏出土 3、4.江西高安窖藏出土
本文由孙莉、李茜摘编自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水下考古学研究(第二卷)》之“赐赉抑或贩卖?——关于海外留存元代青花瓷输出性质的一个思考”。内容略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