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可分为官玺、私玺、古语玺、图象玺、单字玺和巴蜀文字印。古玺大都以铜作印材,少量的用玉、银等。先秦的银玺不是纯银,纯金、纯银的印材到汉代才出现。玺的大小尺寸,因国而异,各行其是。官玺大小悬殊,私玺花色繁多,阴文玺、阳文玺都有。印面文字采用当时各国的异文,字型变化多端、布局奇崛.多姿多彩,不拘一格。许多印文,很难辨识,印文外多加边框,间有田字格。文字刚劲有力,许多字的写法不同于西周金文,布局上与秦汉印章大异其趣,极尽空灵奇险之能事,疏的地方极疏,密的地方极密,有的字很大,有的字很小,但构思严密,对笔划悬殊文字的疏密挪让,独具匠心,能在不平衡中求和谐,矛盾中求统一。春秋战国古玺的审美意识,为秦汉印章艺术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并且为明、清流派印章提供了艺术养料,直到今天,仍为篆刻创作者广泛借鉴和称颂。
古玺的用途,一是佩带,作为地位和行政权力的凭证;二是封检(玺书),即在文书、货物和仓库的封泥上盖印,除此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在陶器、漆器等物品上盖印,留下制作者或使用者的名字等;(2)作为吉祥物佩带,如吉语印;(3)作为殉葬明器;(4)给车马烙印,标示车马的所有权。由于古玺大都随身佩带,几乎都有印钮,多为鼻钮,间有柱钮、亭钮、兽钮、戒指钮、带钩钮等,制作精致生动,反映了时代风貌和较高的工艺水平。
官玺多为方形鼻钮,也有一长柄型柱钮。阴文官玺大多是凿印,印文有司徒、司马、司工、相邦、大府、行府、五官、计言、将军、连尹、工尹、工师、大夫、莫嚣(敖)等官职称呼;阳文官玺,大多是铸印,印文有宗正、将行、后将、大夫、音夫,发弩等官职称呼。私玺一般都比官玺小,形制有方、圆、长方、不规则状等,印钮也多样,印文布局较平正。有的私玺还和各种图案相结合,铸造十分精美,印文纤如毫发却清晰异常,私玺中最有特色的是阔边朱文小玺,宽边细文。醒目清秀,后世篆刻家每每仿效。吉语玺一般只供佩带,当时已能成批翻铸生产、印文有“行吉”、“正行”、“福寿”、‘’宜有千金”、“千秋万事昌”等吉祥语。巴蜀文字印在四川各地常有出土,印为方形或圆形,背面也有钮,印文为战国巴蜀人的象形文字。
印章艺术发展到秦汉,进入鼎盛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进行了“书同文字”工作,令丞相李斯等人,在秦国通用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改革,创立了小篆(秦篆),废除了六国异文。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冶,并创立了印绶制度,规定皇帝印称“玺”,印材用玉;臣民印称“印”,印材用铜;卑下职官的印信只能用方印的一半,即“半通印”。秦印文字统一采用小篆,继承了古玺自然古朴的风格,但在古玺印文的基础上变圆成方,变奇崛为平正,方中寓圆,活泼灵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秦王朝只有不到十五年历史,留传下来的秦印不多,但1995年夏天在西安出土了近2000枚封泥,从现有资料,可看出秦印与古玺的几点不同之处:
1、秦印印文统一采用小篆,与秦权量铭文和诏版上的文字风格相同,方中寓圆,得自然之趣。
2、不论官印、私印,几乎是白文凿印,刀法犀利,不失笔意。铸印较少。
3、官印尺寸较为统一,在2厘米到2. 5厘米见方的范围内,大多是2. 3厘米见方。私印大多为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以长方形居多。即使是方形私印,规格也明显小于官印。
4、官印绝大部分加刻田字格,半通印加刻日字格。罗福颐先生鉴别秦印,“从其具有田字格,并多凿印为标识”,认为“虽未必全当,殆可得其大半”,秦私印也多有界格,甚至三个字的姓名也加刻“目”字格。秦印的边框界格,形成显著的艺术特征,给人以严谨持重的规范感,对印文的线条、结构、章法起到一种调节作用、使印文呈现出规范中有奇趣,均衡中有变化,凝重中有生气的风格。
摹印由来溯汉秦——谈古玺和秦汉印章的艺术特征5、秦官印章法险峻得势,字形细而雄劲,大小一致,充密得当,给人苍拙威严、雍容大度的感觉,没有古玺“空则大空,挤则大挤”的大开大合作风。
6、秦代吉语印也绝多有界格,文字古劲苍秀,别具一格,为后代篆刻家刻石印所效法,印文有“敬事”、“思言敬事”、“日敬毋治“’、“和众”、“宜民和众”、“壹心慎事”等。
秦印在文字、凿刻、大小、格式、章法布局等方面,都有一种划一的感觉,不象古玺那么随便、自然、复杂多变,具有天下一统的时代特征,但秦印与西汉前期的作品,相同之处很多,往往难以区别,反映了从古玺向汉印过渡的特征。
印章艺术到了汉代,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局面。西汉、东汉长达420余年,留传下来的印章多达数万钮,明清两代记录汉印的印谱不少,如《汉铜印丛》、《汉铜印原》、《汉铜印林》、《汉铜印谱》、《两汉印萃》、《秦汉印简》、《毓庆宫藏汉铜印》、《两汉印帚》等等。这些印章多数是传世品。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印章亦有数百方,为我们研究汉代的历史和社会情况提供了许多切实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我们正确去识汉印的风貌特色提供了依据。
汉代承袭了秦的印绶制度,并使之更加完善,汉代皇帝、皇后印称“玺”,诸候王也有称玺的,列候、乡亭候、将军部属、郡邑令长等称“印”,列将军印称“章”。设置符节令丞掌管印章事务,对皇室及大小官员佩印的印材、印体、印钮、印绶都有明确的规定。两汉印章种类增多,应用范围扩大,制作技艺精湛,形制、钮式空前精美,文字处理及章法变化都别具一格,在篆刻印章艺术发展史上奇峰突起,特别是其中的官印,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元明以来的篆刻家都把汉印作为学习楷模。
汉印作为印家的典范,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印文主要采用缪篆,缪篆是在秦印小篆(摹印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缪篆笔画线条简约质朴,结构方中带圆,带有隶意,适宜入印作篆,是汉印的基本书体。它“变小篆之形式,不变小篆之义法”,往往对笔划有所增减,趋向方化,接近于隶书。线条屈曲饱满,端庄厚朴,平正易识。这是战国以来,印章所用文字的最重要变革,对后世篆刻文字影响深远。汉印文字也有鸟虫书,但数量很少,就传世汉印和印谱所见,有一百多方,且都是私印,出土汉印中也有以隶书入印的,但都是殉葬用的明器。
2、汉印继承秦的传统,仍以阴文为主。官印全用阴文,凿铸都有。西汉官印多数采用铸印,罗福颐先生说:“西汉官印文字多半整齐端重,出铸造者较多,用此标识可十得七八而已”。殉葬印多凿印,颁授蕃邦属国头领的印章多为凿印。凿印中有一种“急就章”。都是些将军印,据说是应付军事急需,临时在铜质印坯上草草凿刻的,印文不拘成法。线条往往变形夸张,时有错笔漏划,凿印细浅,刀痕清楚,刀法劲猛,粗拙自然,天趣横生,是汉印所独有的风格。“伏波将军印”在宁夏固原草庙出土,为龟钮镀金铜印,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以马援为伏波将军。
3、汉代官印皆方形,大为汉尺的方寸——2. 3厘米左右见方。西汉初期稍大,有的大至2. 6厘米见方,不列品秩的乡官等,才用方寸之半的“半通印”。私印种类增多,出现了“臣妾印”。私印大小没有规格,多在1. 1厘米至2. 3厘米之间,小于官印。
4、西汉初期的官印,仍保留田字格,和秦印容易混淆,以后边框界格都逐渐消失,这是与秦印的显著区别。
5、汉印的章法布局丰富多样,往往能从整体出发作多种安排,结构谨严工稳,构思精巧,虚实相生;笔划横平竖直,同一个字的笔划距离大致相等;大方浑厚、朴拙天成,到东汉时期,字体的笔划趋向粗拙,与古玺秦印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6、官印印文除四字外,还有五字、六字,甚至更多字的。王莽新朝印文无四字的,多是五字或五字以上。五字印分三行,最后一个字,如“印”“章”等独占一行,是它的特色。
7、汉代官印制度严密,诸候王、三公、列候、丞相等用金印,官阶在二千石的用银印,千石以下用铜印。皇帝、皇后用螭虎钮,王候及秩比二千石的用龟钮,千石以下用鼻钮,佩印,配印的组绶也有具体的规定,等级森严,品秩井然。但私印没有严格规定,用料有金、银、铜、玉、玛瑙、琥珀、石、木、琉璃等;印钮也多种多样,达20余种。私印朱白文都有,西汉中期还出现朱白文相间的形式,汉私印往往在姓名后加刻“印”、“之印”、“印信”、“私印”等字样,这也与秦印不一样。
8、汉印形制比秦复杂,有一面印、两面印、套印等。官印一般只有一个印面。私印中两面印盛行,即一个面刻姓名,另一面刻表字、臣妾、吉语或图象,或者两面都刻吉语或图象,中间横穿一孔,穿上丝带,作佩带使用。西汉中期还出现了套中,在一个大印中套一个小印或两个小印。两面印先秦已产生,远不如汉代普遍,套印创始于汉代,却流行于魏晋。
9、汉代吉语印,常见的有“日利常吉”、“出入大利”、“出入大吉”、“宜官内财”、“长幸”、“长贵”、“日贵”、“至富”、“乐未央”、“宜子孙”等,少数还在吉语前后加刻姓名,如“高成长幸”、“大利林安”等。图象印发展到汉代更加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一般的肖象、动物外,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人物、车骑、建筑等,吉语印、图象印中不少是两面印。
10、汉印中的殉葬印内容十分丰富,殉葬的官印,一般用铜或石木玉等材料制作,凿刻草率,与汉代的铸官印大异其趣。
总的说来,汉印的特点突出,它以阴文为主,采用缪篆,方中有圆,圆中见方,工而不板,带有隶意。总的风格是端庄厚朴,匀称方正,构思精巧,气度从容,毫无后代印章的做作之感,汉代印章艺术成就卓卓,后来用“巅峰”、“顶点”等字眼来形容它,把它与晋代的书法,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和宋元绘画相比拟,成为历代篆刻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明清以来的篆刻家都以“法秦宗汉”为正统,主张“摹印由来溯汉秦”。秦汉印章艺术对后代印章篆刻影响深远,是我国印章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深圳市书法院)